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1月3日，记者在湖南湘西花垣县采访监察委时，正好遇到有人前来“自首”，记者在征得当事人和花垣县监察委同意后，当事人李明（化名）表示愿意现身说法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，早日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。

《“小饭菜”“单人座”…疫情引爆个性化餐饮需求》童小军不太赞成由施暴的被告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。她认为，性侵对儿童的精神或心理伤害很大，这种伤害不能弥补，“并且会让施暴者觉得我已经赔偿你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