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据了解，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，旭普林曾多次提到此案会得到德国商会和德国使馆的关注，也数次邀请德国商会和德国使馆人员出席庭审现场。

《解读长江保护法|将为保护母亲河提供哪些保障》事实上，谢长廷出任“驻日代表”前曾接受《日本经济新闻》专访，谢长廷当时表示，他派“驻日代表”有两个象征意义，“一是代表蔡英文方面非常重视对日关系，其次，自己并非涉外官员，代表往后双方的关系不需要有太多对立性的交涉”。台湾《联合报》评论称，从谢长廷谈话中感受到他对日本情感浓厚，昧于现实。谢长廷会是我们送到日本的人质，还是“驻日代表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