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当年4月18日，武汉市治庸办通报了首轮治庸处罚结果：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23人，通报批评的34人，诫勉谈话的14人，调离现职工作岗位的7人，辞退的1人，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4人，扣除全年绩效奖金的1人，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的8人，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，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。同时，39人均受到2项以上的问责处理，最多的一名工作人员共受到6项问责处理。

《沈阳在市内9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非必要不离沈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